来处
我成长在一个文革晚期的大学校园环境里。时代仍在动荡的余波之中，但我的小环境相对稳定。父母都是老师，家里有大量藏书，也一直无条件支持我阅读。知识、阅读、思考，对我来说并不是后来为了职业竞争才刻意获得的能力，而更像一种成长中的空气。
真正为我写下“家”这个字的人，是姥姥。
她经历过抗战、逃难、贫困、失去和生活的重压，却始终以一种讲理、温厚、克制而又有力量的方式，把一个家的秩序和温度守了下来。我始终觉得，今天我对“家”“安顿”“秩序”“善”和“体面”的许多理解，其实都来自她。
父亲给了我沉静的理想主义、结构感和责任感；母亲给了我热烈的生命力、对人的温情和将善落实于行动的能力。后来我越来越意识到，很多地方不过是他们两种力量的继续显现。
如果说家庭给了我最初的土壤，那么万琳老师就是那个在时代秩序尚未完全恢复的时候，率先把标准、纪律、志气和向上的可能性种进我生命里的人。她不仅教我们读书，也教会了我一种面对世界的姿态：在环境尚混乱时先把自己立住，知道什么是标准，什么是认真，什么是不能糊弄。
训练
我从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后，在上海瑞金医院激光室工作一年，最初接触医学物理。之后出国，取得生物医学物理博士。我的职业生涯长期围绕光学在癌症基础和临床科研中的应用展开。
这段经历对我的意义，绝不只是履历。
它让我学会面对复杂系统，在现象背后寻找机制，对抽象问题保持耐心，也学会为经验建立结构。后来即使我逐渐离开狭义的科研职业轨道，这种结构能力也一直留在我身上，并最终成为我理解世界、写作、摄影，乃至后来思考 TAP 理论的重要基础。
转向
如果说人生有某个明确的里程碑，那么汶川一定是其中之一。
在那里，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面对真正被打碎的生活。真正留在我心里的，不是宏大叙事，而是那些极其具体的现实：孩子看着干粮的目光、田埂上的老人、老奶奶刨出来的碎锅、裂了口的篷布，以及那句让我至今无法忘记的话：
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，人活着最基本的需求究竟是什么。后来再回头看，去汶川的目的是为了救援，最后结果也许只是救了自己。
汶川对我来说，是一个终点，也是一个起点。
观看
摄影很早就进入了我的生命。父亲是我摄影的领路人，而真正让这团火彻底烧起来的，是孩子的出生。从那时起，我开始系统地记录，也建立了自己的第一套暗房，从此一发不可收。
后来我背着各种器材走世界，彩色为杂志拍，黑白为自己拍。慢慢地，我开始明白：比拍照更重要的，是观察。
摄影于我，最终不只是职业身份，而是一种观看世界的方法，一种理解世界、沉淀经验的方式。
行走
旅行和摄影密不可分。札达的土林，耶路撒冷的哭墙，乞力马扎罗的冰川，法老的金字塔，高棉的微笑，贝尔格莱德的废墟和弹孔，那些日日夜夜，如梦幻泡影。
在我的拍摄生涯中，早年最关注的几个项目包括美国国家公园、美国牛仔和北极熊。我也一直偏爱那些贯穿着人类文明演绎的大河：湄公河、多瑙河、亚马逊河、密西西比河、科罗拉多河，从源头到出海，大河之滨，我走了很远。
南北极是这条摄影与观看之路自然而然的延伸。极地自然让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：图片并不仅仅是光圈、快门和构图，更重要的是摄影之外的观察。
安静地听北极熊在风中踏过冰原的脚步声，远比似海潮不绝的快门声动人。观看本身，可以比拍摄更重要。
后来，我没有以摄影师的身份去南极，而是慢慢变成了极地自然向导和同传翻译。这意味着我不再只是拍世界的人，也开始成为帮助别人进入世界的人。
在极地工作九年，53 岁学会驾驶冲锋舟，是我非常自豪的一件事。更重要的是，在南极冰山环绕的夕阳里，第一次手中没有相机的满足感，竟完全超过了摄影本身。从那以后，相机不再是唯一重要的东西。虽然还在拍，但内心的感受、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，这些问题，越来越重要。
安顿
佛经书写最初并不是源于系统的佛学认识，而是来自一次非常具体的生命情境。母亲一次生病，我在陪伴中的无聊里写了一份《心经》。最初吸引我的，不是教义，而是那种只在乎一笔一划写字的专注感。
后来，写经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也让我在书写中慢慢体会到安静、修行和放下。十年写下来，我似乎又回到了另一种简单：依然会去写，只是回到那种一笔一划、一个字一个字写下去的朴素状态。
所以佛法对我来说，不是晚年附加的兴趣，不是对现实的逃避，也不是装饰性的精神标签，而是一条始终在生长的内在线。世界经验越丰富，内心越需要一种更稳的秩序；看得越多，越需要一种更深的放下。
这个网站
这个网站最终想留下的，不只是作品。
摄影、随笔、佛经手书和 TAP 理论，对我来说并不是四个并列栏目，而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入口。摄影偏向直觉，随笔偏向表达，佛经手书偏向安顿，TAP 偏向框架。它们形式不同，却都指向同一个内核：人在世界之中如何观看，如何感受，如何理解，又如何为自己和内心留下一块完整之地。
如果说这个网站真正想保存什么，那大概不是一个人的“成就”，而是一条不断显现的生命之线。